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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1937年深秋的五台山，一场大雪不期而至。壮丽的雪景，给正在战火中煎熬的大地，留下短暂而珍贵的静谧。

　　夜风呼啸，一盏马灯下，时任八路军第115师政委的反复阅读一份电报。这封电报和他在八路军总部看到的几封电报精神是一样的：开展游击战。不同的是，这封电报作了具体部署，命令他率领部分部队留下，创建五台山根据地。

　　回忆：“受命之际，读到的这些电报，感到很重要，很亲切，特别是对深入敌后，创建抗日根据地，开展游击战争，坚持长期抗战的思想，更为明确了，同时也觉得，他的这些电报，对洛川会议所确定的战略方针是坚定不移的，唯恐在行动中由于思想不统一而出现偏差。”

　　晋北五台山，如一朵古朴的青莲，镶嵌在太行山脊。这里是千年佛教圣地，也是华北军事重地。曾说：“正像山西是华北的战略锁钥一样，五台地区也是山西的锁钥。我们占领五台，日本人就不能控制山西。”

　　很快将指挥机关搬到了五台山的一座大庙——普济寺。当时有人说：“要问司令部有多少人，一盆菜就够吃了，一条炕就够睡了。”

　　与此同时，按照党中央部署，第115师主力从晋东北开赴晋西南地区，创建以吕梁山为依托的晋西南抗日根据地；第120师以管涔山脉为中心，开创晋西北抗日根据地；第129师沿正太铁路南下，依托太行、太岳山脉，开辟晋冀豫抗日根据地。

　　面对日寇迅猛攻击，太原守军仅坚持了4天。城门既破，日军蜂拥而入。溃兵混入百姓，仓皇逃命。哀鸿遍野，满目创伤。

　　敏锐意识到，在华北，以为主体的正规战争已经结束，以为主体的游击战争进入主要地位。

　　1937年11月8日，太原失守当天，致电周恩来和八路军总部朱德、彭德怀等：“八路军将成为全山西游击战争之主体。应该在统一战线之原则下，放手发动群众， 扩大自己，征集给养，收编散兵，应照每师扩大三个团之方针，不靠发饷，而自己筹集供给之。”

　　历史风云，在不经意间变幻。猖狂进攻的日寇断难觉察，此时他们身后，正竖起一把把看不见的尖刀。

　　关于敌后抗战的重大战略，其实早在八路军奔赴华北前线月，洛川城郊冯家村，在一所偏僻小学里，提出“红军的基本任务”（注：此时红军主力尚未改编为八路军），第一条就是“创造根据地”。

　　随着战局变化，中央加速了对于开辟敌后战场、广泛开展游击战争的具体部署。来自延安的一封封电报，让八路军各级指战员对游击战争战略战术思想，更加清晰明确。回忆：“那时，有些对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方针，不甚了了，总想集中兵力打仗，不愿分兵发动群众。毛主席的这一部署十分及时，对我军坚持敌后游击战争，发展壮大自己，有重要指导意义。”

　　《年谱》记载，1937年10月，在八路军开赴前线不久、山西战局异常危急之时，在频繁致电、讲话、会议中，有一个细节：写信给艾思奇讨论哲学问题。

　　今天，我们很难揣测伟人当时的哲思，但回看史料，我们会发现，为让广大指战员理解敌后游击战的战略思想，反复提到一个颇具哲学意味的关键词——“做眼”。

　　当时，抗日根据地多处在敌占区的四面或者三面包围之中，可谓“敌中有我，我中有敌”。将其比作“下围棋”：“敌对于我、我对于敌之战役和战斗的作战好似吃子，敌之据点和我之游击根据地则好似做眼。”

　　一个眼死，两个眼活；眼做得越多，给对手的打击就越有力……将棋盘上的哲理，运用到了敌后战场上。

　　关于“做眼”的哲学，曾和朱德深入交流。在八路军分兵开辟抗日根据地前，又反复叮嘱各路指挥员：“要像下围棋‘做眼’一样，在敌后发展游击战争，建立抗日根据地。”到1938年5月，在《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》这份指导敌后抗战的纲领性文献中，再次解释“做眼”：“在这个‘做眼’的问题上，表示了敌后游击战争根据地之战略作用的重大性。”

　　八路军兵分四路，开辟四个抗日根据地，相当于在山西的四个角部署了四块“活棋”。这四块有“眼”的“活棋”呼应配合，对日军占领区域形成包围或侧面威胁之势。

　　开辟敌后抗日根据地，首先要在敌后站稳脚跟。站稳了脚跟，才能有“下篇文章”。

　　平型关大捷、雁门关大捷、夜袭阳明堡机场……在日军攻入太原前，八路军一记记重拳，给日军后背以频繁打击。但当时，日军为实现攻占太原的计划，一时还分不出足够兵力来应对后方危机。一俟占领太原，日军便迅速着手对后方进行“清剿”。

　　日军“清剿”的第一步，把枪口对准了刚刚创建的晋察冀抗日根据地。1937年11月下旬，日军出动2万兵力配合大炮、坦克、飞机，分8路围攻晋察冀抗日根据地。

　　晋察冀抗日根据地是我党在敌后创建的第一个抗日根据地。此次反围攻战斗的胜败，将直接检验根据地的“成色”，也必将对其他根据地产生影响。

　　战况自始至终牵动着延安的心。“避免正面抵抗，袭击敌之后尾部队”“在敌之远近后方活动，使敌进一步仍在我包围中”……一封封电报穿过波谲云诡的战场，传到前方指挥部。

　　从战前准备到战术打法，从统筹配合到舆论支持，一系列全面而具体的指令得到坚决贯彻。回忆：“这次反敌围攻，不到一个月的时间，我们接连打了几个胜仗，打死打伤日伪军共一千多人，缴获了大量武器、弹药、军用物资。敌人除占领了根据地边缘地区的几座县城外，别无所获，不得不于十二月下旬全线撤退。”

　　疯狂的狼群，在一个地方占不到便宜，必然奔向另一个地方。很快，日军调转枪口，对晋东南地区抗日根据地分6路实施“马蹄形”包围；由平绥、同蒲铁路和太原至汾阳公路沿线据点出动，分路向晋西北抗日根据地发动围攻。

　　反围攻、反“围剿”，是人民军队从红军时期就练就的看家本领。日军这些处心积虑的围攻、包围，最终付出惨痛代价。狂妄自大的侵略者，饱尝我军游击战的威力。军民欢庆胜利的喜悦，从根据地传向四面八方。

　　八路军四个根据地的游击作战，主要依托熟悉地形，进行山地作战。随着根据地的壮大，敌后游击作战必须向平原推进，根据地也需要向更大范围拓展。

　　1937年10月初，日军侵入山东时，中央曾指示山东省委，在各地发动武装起义，开展游击战，建立根据地。

　　半年之后，山东省委书记黎玉来到延安。他是来汇报工作的，也是来求援的。

　　听取黎玉的报告后，一边看着地图，一边沉思，结论是“那边游击战争大可发展”。黎玉当即提出，山东的武装起义部队（后改编为山东纵队）急需要军政干部，需要电台。答应得非常爽快。

　　1938年12月，罗荣桓奉命率第115师主力由晋西南向山东平原挺进。临行前，他的妻子生下一个男孩，让他起名。罗荣桓说：“部队要东进，就叫他东进吧！”随后，他率部队踏上千里“东进”征途。

　　山东抗日根据地，是当时全国独一无二的以一省区为主体的抗日根据地。至抗战后期，山东抗日根据地已形成胶东、渤海、鲁中、鲁南、滨海五大战略区。

　　1937年11月6日，在太原失守的前两天，流亡海外多年的叶挺，终于辗转来到延安。叶挺的到来，让新四军的编制和领导人选随即明确。

　　新四军在皖南集中后，首先面临如何行动的问题。远在延安的，把目光投向了苏南的茅山山脉。

　　茅山山脉，虽没有北方山脉的巍峨宽广，但其临近日伪统治的中心，战略位置极为重要：向东可开拓苏南抗日根据地，向北可深入到苏中、苏北地区。

　　战斗在一个雨雾蒙蒙的早晨打响。日军运输车队5辆车由镇江方向，向韦岗高骊山口驶来。待日军驶入伏击圈，粟裕立即命令猛烈开火……

　　这是一场酣畅淋漓的胜利。消息传来，陈毅诗兴大发：“故国旌旗到江南，终夜惊呼敌胆寒。镇江城下初遭遇，脱手斩得小楼兰。”

　　韦岗战斗规模不大，但对于饱受沦陷创伤的苏南百姓来说，无疑是一剂强心针、一场及时雨。报纸大篇幅报道，人们奔走相告。新四军就此拉开创建茅山抗日根据地的序幕。此后，在水网密布的江南大地，新四军威名远扬，战斗半径不断延伸。

　　从山地到平原，从华北到华中、华南……以创建根据地为“眼”，盘活了抗战危局。不觉间，在侵略者的背后，“眼”越来越多、越做越大。日军不得不改变计划，放弃速战速决的战略进攻。但他们没想到，前方迎接他们的，将是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。